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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代阵前盛行骑斗

唐末五代藩镇混战,猛将辈出,战场上除讲求统军列阵的严整外,个人战技与应变能力,亦足以构成当中的成败关键。变革期内武人每喜以骑斗方式,作为两军混战前的序幕,充分表现争霸过程中的英雄主义,与欧洲中古时期骑士对斗的精神有着相似之处。唐宋之际,中国进人割据分裂局面,通过无数战事完成统一,军队间的短宾相接,几成为解决纠纷的共通方式。其间,作战理论正不断深化,与实战经验互相印证,促使战争文化迈向高峰。单骑决战,常于两军屯驻、列阵对垒下临时激活,反映两军权衡利害,以挑战与应战的形式,达至军事胜负。学者研究唐宋战争,素来重视行军与兵法的理论方面,较少从动态角度探析骑斗于军事战略中的意义,本文冀于此问题上略作补白,以作为变革期内军事文化的一个侧面考察。

一、唐代的军阵理论与骑战的勃兴

唐代重视战阵部署,代表着中国中古军事至成熟的阶段。春秋战国,随着铁器广泛使用于兵器战具上,车战的主力逐渐由骑兵和步兵取代,无论是左中右三军或前后左右中五军的布阵,马队均配置于前列及两侧位置,参杂步兵,负责急击行动,并作为居中主帅和后勤轴重的必然掩护。隋唐行军列阵的心得,继承自汉魏南北朝,史称唐代名将李靖创置的花军阵,即从诸葛亮的八阵变化中加以改良而来,加速马步军之间的成熟配搭。六花阵法,就是以马军为作战主体,将马步兵种相夹于六个方阵之内,即右虞候军、右前军、右后军、左虞候军、左后军、左前军,连同置中的中军,构成流动行军时随时可开列的七军形态。在(李卫公问对》一书内,且提及李靖认同曹魏治骑兵的理论,主张作战时应以“战骑居前,陷骑居中,游骑居后”,至于“回军转阵,则游骑当前,战骑当后,陷骑临变而分”的三个互为庇护的层次。而战骑一陷骑一游骑的职分,使我国中古时期的马军日趋精锐,成功建立起前线作战的阶梯。

唐太宗以轻骑扫除群雄,显示马军的机动应变能力,有效作为突袭奇兵的一股新力量。为应付突厥人侵,武则天于万岁通天二年及圣历二年,于山东、河南、河北等处成立武骑团,以加强国内马军实力。这些地方的马兵团,加上各种城傍兵及步兵种类,最终演为藩镇团结兵的基础。就河朔三镇的军力而言,大历十二年的魏博七州和恒冀七州各拥兵五万,而平卢十五州则有十万之众,与建中四年幽州十二州的兵数相约,已经是较强的藩镇。小型藩镇如襄阳六州、凤翔一府一州和泽潞五州等,兵员约二至三万人。藩镇之间的战争,常止于联合数州四五万的兵力作定点招讨,与唐前期动辄以十万大军于境外作战,本质上呈现明显的差别。藩镇私兵有限,战争的动员规模与作战方式也相对灵活,在中央行军部署中常作先头作战的虞候角色,在藩镇行军体制中迅速冒升,担任藩镇禁卫军的领导力量。例如唐末五代时期,后梁将领徐怀玉“雄豪自任,勇于战阵”,以轻骑屡破敌军,任左长剑都虞候;后唐将领梁汉颗“善骑射,勇于格战”,伐蜀时为中军马步都虞候。王晋卿为周世宗北征的先锋,“督战有功,诏权控鹤都虞候,而韩重赞则“从征淮南,先登中流矢,转都虞候'。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,反映行军作战对地方军制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。

藩镇用兵,讲求部队的精良及行动的敏捷,马军的奔冲厮杀能力,尤为决胜的战争工具。山泽河野的不同割据局面,令敌我之间行军部署时,强调队伍的结阵方式。由于各藩镇私兵的力量相若,不易在战事上取得压倒性优势,将领间倾向采取速战速决的弹性策略。于是,一种在战将之间流行的对决方式蔚然成风,成为冲锋陷敌前的序幕战。从两方对垒列阵,然后作出邀战与迎战,再发展至彼此大军合战,将帅间固守着一套战斗步骤,将武人的战斗礼仪推向高峰。宋代《武经总要·百战奇法》后集卷之第七门“挑战”条谓:“凡与敌战,营垒相远,势力相均,可轻骑挑攻之,矢兵以待之,其军可破。若敌用此谋,我不可以全气击之,法日远而挑战,欲人之进也。此处说明由唐五代人宋的战争经验,每当敌我实力均等,尚存相当作战距离,一方会先遣轻骑作主动挑衅,从而测试敌军虚实。值得注意的是,彼方虽深谙来者的试探动机,惟于不肯示弱下,依然愿意派员应战,由此容易触发格斗的局面。在一决胜负的共同心理下,胜者乘胜追击,败者丧师而逃,形势立时成为强弱立判的转折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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